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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医术以为是蛊，但是医者不能真的当成蛊去治，你要去发现所谓的蛊到底是什么疾病，才能对症下药。”

徒弟连连点头：“是师父，徒儿记住了。”

【伴随着民族融合，在不同文化的碰撞中，开始有了“蛊”和“养蛊人”的说法。

更为落后的地方，往往是被认为有“蛊”的一方，甚至被认为的地方自己都认为是如此。】

起初，因为巫术与中原政权，蛊毒故事发生在北方。随着文化经济中心的南移，蛊毒的故事也开始南移。

隋朝以前，蛊毒都是在北方黄河流域出现。唐宋以后，蛊毒从长江流域蔓延到福建、两广、云贵川等地，尤其是江西、浙江一带；

到明清时期，蛊毒的传说主要见于深山僻壤。

这其中，伴随着文化的碰撞与经济开发。

比如北方人南迁时，不可避免的与南方人产生矛盾碰撞，同时不适应当地环境，感染南方的血吸虫病、疟疾等对于北方人来说很陌生的传染病时，北方人会怀疑自己被善用巫术和毒物的南方“养蛊人”下蛊了。

即使长期居住让北方人会渐渐认清“蛊毒”的真相，但是并不会承认自己的误解。

所谓“造谣一句话，辟谣跑断腿”，在古代经常存在。

只有在经济文化发达之后，污名化才会被渐渐洗脱。

比如广州，曾经被认为是“岭南多瘴气”的地方，是有“蛊”的地方，后来因为对外海上贸易繁华，成为了著名的外贸城市，还有谁会说它有巫蛊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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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云南大理，当地人闻言一番冷笑。

“大唐时期，我们这里还是南诏国，从未听说什么蛊毒蛊虫。反倒是如今，被并入中原设置大理府后，中原人就开始造谣说我们‘蓄蛊’，什么虫子都说是我们的蛊虫，既然这么害怕，那还过来做什么！”

在没有与中原文明发生碰撞之前，云南一直自成一体。

唐朝时是南诏国，南宋时是大理国，都没有过“蓄蛊”的史料。到云南被并入中原，在大明时期改为大理府，就开始有了“蓄蛊”的污名，中原人对当地人畏惧如虎，仿佛是个人都会养蛊要害中原人。

【最可怕的是，其实在双方的交流中，有些有识之士并非没有发现巫蛊之说的荒谬，但是依然选择了附和，选择了污名化。】不仅仅是经常接触所谓“中蛊”的大夫能发现“蛊毒”的真相就是一种疾病，不少文人也发现了，并且在自己的著作中写出自己的看法，同样认为“蛊毒”是疾病，是人们对疾病和未知事物的惧怕，但是很可惜，这些观点并没有得到伸张。

被传“养蛊”的地方，只能靠经济发达、与外界文化融合后，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摆脱污名。

【就如同“打旱骨桩”一样，“旱魃”总被选定为弱势群体。“蛊女”“养蛊人”同样选择的是弱势群体。】

寡妇，孤女，孤僻的老婆婆，病歪歪的独身男人，这些都是被指认是“养蛊人”的主要社会人士。

明朝的苗寨里，一位正值婚嫁期的少女突然泪流满面。

她的父亲早逝，母亲成了寡妇，带着自己靠着上山采药卖药为生，没想到却被寨子里的人说她母亲是“蛊婆”，各种排斥，村里的小孩要么欺负她，要么畏惧她躲得远远的。

本以为长大后会好很多，可是长大后，因为她母亲是“蛊婆”，没有人家愿意娶她，让母亲暗自垂泪，总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女儿。

可是少女知道，母亲根本不是什么“蛊婆”，知道些药性也是因为常年卖药，跟药铺子合作认识的。

“我娘若是蛊婆，那些背后说我们坏话的，一个也不会放过！”

少女擦擦眼泪，恨恨道。

尽管天幕为她母亲平冤了，她哭出了多年来受的委屈，可是母亲受过的委屈，又怎么可能因为一两句话就能抹平？

“阿娘，我们搬走吧！搬去一个大家不认识我们的地方！”少女对着母亲提议道。

母亲却摇摇头：“到了异地，我们是外乡人，还是被欺负的那个，别人听到我们的口音就会知道我们是南方人，会怀疑我们孤儿寡母逃到外地是不是蛊婆。”

少女犹豫了：“那可怎么办？”

“既然说我们是蛊婆，会放蛊，为什么不能会治蛊？”经历了半辈子心酸的母亲坚韧而睿智，她有条不紊说出自己的打算，“天幕也说了，以前的巫是地位崇高的，如果我们有这些能力，也可以摆脱如今的困境。”

少女：“可是我们不会治蛊啊？”

“天幕特意讲这么多蛊毒，不会是白讲的。”母亲很有信心地说道，“娘猜，后面就会讲蛊怎么治疗。”

少女狠狠点头：“好！我们看天幕，好好研究怎么治！”

【到后来，民间的“蛊”如同宫廷中的“巫蛊之祸”一样，也成为了对付敌人的一种阴谋手段。】

唐朝时期，诸暨一位卸任的县尉包某，去一位熟识的富豪家中做客，做客后，包某怀孕的妻子第二天在家中突然得病。

包某怀疑富豪给妻子下蛊，带着妻子去富豪家中闹事，结果打闹自重发生冲撞，导致妻子死亡，一尸两命。

包某悲愤之下，抬着妻子的尸体，去衙门告状。

“大人，我的夫人死的好惨啊！”

当时负责的官员是观察使李逊：“她是怎么死的？”

包某开口直指曾经的富豪朋友：“她定然是被我那无良友人下蛊害死的！”

李逊问道：“你有什么证据？”

包某说出前日去富豪家中吃饭，妻子回去就生病，加上当地有下蛊的传说，他一口咬定：“大家都说他会下蛊，肯定是他下的蛊！”

富豪委屈地解释：“大人，我家从来没下过什么蛊，连见都不曾见过！”

李逊再次追问时，包某给出新的证据：“是我妻子晚上托梦告诉我的，就是被他下蛊害死的！”

“这是勒索！”李逊却看出其中的种种不合理之处，“你既然担心你的妻子，为何要带着病妻出门而不是先给她请大夫？为何又要当着她的面打架？为何不先妥当安置你即将临盆的妻子？”

包某开始叫屈：“大人，我家一尸两命，你竟然怀疑我！”

“你夫人一尸两命，但是你还可以再娶不是吗？”李逊看着包某眼神闪烁，看出了这人的不对劲，“你夫人一尸两命，你不给她下葬，把人的尸体抬到外面任人旁观，这就是你的爱妻爱子？”

最后，因为包某证据不足，李逊给双方轻微处罚，包某的妻兄不服，当朝喊冤，被李逊杖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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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官员孟简接替李逊的官职，一上任，包某再次喊冤，孟简再次重审此案。

“有何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