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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接到这些弹劾的堡宗却不以为然,看惯了仁宣之治承平之后吏治逐渐败坏局面的他并没有将这些垃圾官员明正典刑,反而放纵不管。

而自仁宣时期起,广东就时有发生水旱蝗灾,天灾不断,到了宣德十年更是以至于“广东肇庆、雷州一府,去年春旱田苗枯槁,秋田又被飓风涌潮渰没,禾稼无收,人民饥窘”。

这些都是隐藏在王振弄权之下的暗刺,正统早年就是一个看似强大实则暗流涌动的时局,可是堡宗没有意向去处理这些问题。

黄萧养一朝事起,最该前去平叛的广东官军,因为还有大部分在正统十三年被调去了广西平叛,所以时任广东左参议的杨信民数次奏请“调回在广西的官兵”,可是竟然均未获准。

此外,多年来的不修武备,使得广东守军此时不仅人数稀少,武器装备也落后老旧,所谓的装备更新,也基本上“多不堪用”。

守军的将领也“怠弃兵政,挟诈饰非”,面对反叛者只想着推卸责任、甚至弹劾夜巡官兵。

可以说,这一场起义,早年广东官军的应对将堡宗年间地方军队空虚、军械无用、官军组织失当所有的错误展现得淋漓尽致。

考虑到当时四面起火一般的起义形势,我有时真的觉得堡宗非正常人也:这大明天下到处都是火星子啊,你怎么做到不管内地愣是要亲征北伐的?

——只能说,在他眼中,起义是叛贼,反贼,是需要被清除的污点,不配被他看见的东西。而亲征北伐,是他足以夸耀的功绩吧。】

天幕对朱祁镇堪称辛辣的批判一字一句敲打在景泰臣子的心尖上,连心底其实趋向正统的老臣都哑然无语——说到底,最无法反驳的从来不是抹黑,而是确确实实的事实。

可是景泰没有进一步借着天幕的道理给他们施压,他的注意力放在后世人对地方守军的描述上。

“看来军事的改革,不仅要着手在京营与边军,还要加强对地方守军的关注。”他对同样正色聆听着的于谦这么说着。

景泰:(平静)骂垃圾能让他干得更好吗?我还能不知道他是个什么品种的垃圾?与其生气不如好好建设大明。

【黄萧养自正统十三年九月揭竿而起后,到正统十四年八月,因为朝廷始终没有采取正确的平叛措施,发展到了能够裹挟威逼百姓十余万,乃至于甚至有“船三百余艘”的地步。

正统十四年八月,起义军击败了张安、王清一人率领的援军。前者在战事开展之时,尚且醉卧舟中,最后身死;后者战败被俘,结果为起义军驱使,让广州城内的人为起义军开门。

啊这……你们正统君臣可真是臭味相投了……黄萧养起义虽然是农民起义,但是这伙人也不是什么好鸟啊!

——打家劫舍,胁迫百姓,“所过杀掠,污及妇女”,“所过之地屠戮殆尽”。可以说是一群吸纳了大量盗贼匪徒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暴徒。

结果你为他们叫门……可真不愧是叫门天子的臣子啊。

虽然城中的官员们到底是清醒的,没给开门让这群暴徒进广州城烧杀抢掠,可是也已经无力反抗起义军的攻势了:驰援军队为敌所溃,大将为敌所俘。

同一个八月,堡宗在北边土木堡之变,当上了叫门天子;而广州在南边,成为了一座孤城。

它被围了三月之久,当地官员求援无路只能“相顾涕泣”,城中“米价腾涌,军民缺食”以至于“饥死者如叠”。】

天幕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朱祁钰在这份平静之下听出了那份淡淡的哀悯,他几近怔怔望着屏幕所显示出来的画面——那不惨烈,没有他想象的血腥白骨。

只有一轮依旧高悬在八月广州城天空之上的骄阳,路边层层堆积起来的瘦骨嶙峋的躯体没有被它具体刻画模样,它的画面追随着那纷扰的苍蝇蚊虫,对准着过路人的表情。

衣着富贵一点的人还有心情用衣摆捂住口鼻。而更多的却是麻木,任由追寻异臭之物的飞虫停留在他们的头上,脸上……

没有人有什么多余的反应。他们已经习惯了。

已经平定了这黄萧养起义的皇帝突然被这一幕幕的画面刺激到近乎反胃,更多的还是刺痛。

再如何的默默无闻不被重视,他到底是天潢贵胄的皇子,不曾亲眼见过人间的疾苦。而今众生百态被放在他的面前,撕破了他对一切治世的幻想。

这些人从来不是递给他的奏折上几句单薄的报告,无机质冰冷的数字。

——是一个个人。

【万幸的是景泰远比堡宗来的清醒。

正统十四年,在面对北京告急这样局势的同时,他依旧下诏宣布免除流亡民众赋税,通过免除三年赋税徭役鼓励这些流民回归本业;从本就捉襟见肘的粮食中拨出不小的分量,要求赈济各地灾情之下的受难的百姓,使其不用流离失所。

他通过土木堡之变认识到了明军素质、后勤补给、系统性贪腐等所存在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下令整改,派遣御史对各地官军的整体与细节状况进行视察。

不久之后,他继续敕令百官,要求他们“务秉公廉,恪勤乃职,治民者悉心爱民,治军者悉心爱军”。同时对营救被掠百姓成功的军人大加封赏,鼓励军队向其学习与效仿。

面对广东官员素质普遍堪忧的状况,他果断选择听取了于谦的推荐,破格提拔了曾在广东素有善政“军民信服”、现今镇守雷廉的前左参议杨信民为一省巡抚“督其军,巡抚广东”。

选用一个这样一个双方都有所认同的政治人物,景泰的本意其实就是缓和矛盾,抚境安民。

此后再加上发放官粮,旌表向广东捐献粮食的士绅民众,罢黜为官暴虐的姚麟、黄翰、韦广等一批军政官员等措施,使得官场贪虐之风暂止,革新军器有之,作训士卒有之,更使得广州民心逐渐归附。

杨信民最后是在任上殉职而死,“广人手香灯吊,哭者数日”,“广东耆民,相率赴京,乞立祠祀之”。在他死后,他的副手兵部侍郎孟鉴“乃益加招徕”,配合都督董兴的军事行动,黄萧养起义最终失败。

除了黄萧养起义之外,景泰元年还有一场起义的首尾需要朱祁钰来收拾。

正统七年,浙江福建叶宗留、邓茂七等人因政府煎熬过度,偷采银矿仍然不能维持生计而爆发起义。起义军先后持续了八年之久,陆续有同样难以生存的百姓加入,流窜于浙闽赣地区,使其不得安宁。

直到景泰继位,下诏“今后并听闸办御史,从实酌量奏减”,使得浙南闽北银矿工人参与起义的必要性大大减少,继而才于景泰元年彻底平定。

整个景泰元年,可以说就是在不断地平乱之中兵荒马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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