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来可谓废寝忘食。小公寓的隔音很差劲，谢尔盖每天都能听见他起床或者就寝的声音。一个挨了毒打却只需要睡四小时的疯子，他像一台机器那样运转不停，精密、凶猛、一丝不苟，烧柴油一样消耗食物，追查每一个红色分子的下落。

谢尔盖给自己安排了第一项工作：和这台机器成为朋友。

安德烈亚斯把怀疑的矛头指向所有人。在他们到达公寓的第二天，卢卡斯也被盖世太保带走了。谢尔盖正坐在一楼看报，卢卡斯的尖叫声让他站起身来：“少校先生，或许过不了几天，我也会发现自己在保安局的监狱里醒过来？”

“不，您暂时没有任何嫌疑。”

谢尔盖不无讥讽地说：“暂时？那我能不能自由出门？”

安德烈亚斯朝门前伸出手：“如果您想直接接受审查的话，请便。”

安德烈亚斯对他有种难得的好脾气，这让他心头火起，又忍不住感到危险。

就“和法西斯狂徒成为酒肉朋友”这门技术，谢尔盖经验丰富得可以写出一部教学著作。他给自己安排了宽松的日程，包括例行的运动、丰富的食物和充足的睡眠。他没法迈出公寓的大门，创造和“朋友”的共处时间便成了难处。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成为了最好的借口。除了养精蓄锐，谢尔盖唯一的任务便是坐在沙发上，等待安德烈亚斯下班，在公寓门打开的那一刹那，问他工作的近况如何，身体恢复如何，最重要的是何时才能还自己清白。“凯里安”是一个从贫苦家庭跻身仕途的年轻人，理应格外注重自己的声名，而勾结共产党人是叛国重罪。在一周中，谢尔盖放任自己歪在扶手上睡着两到三次，好让一切显得更加自然。

出乎他的意料，安德烈亚斯对他有问必答。如果他睡着，安德烈亚斯会拍拍他的肩膀把他叫醒。只有一回，这位特务头子在凌晨时分回到家，不声不响地用外套盖住了他的肩膀。一股香水味儿扑鼻而至，把他呛得打了个喷嚏。谢尔盖对他怒目而视，他越不满，安德烈亚斯越笑个不停。

谢尔盖厌烦他的轻浮，委婉地强调这行为实在很不得体，安德烈亚斯则对他眨眨眼睛，饶有兴致地把外套拿走了：

“您不必在这儿等我呀。有待考量的是您对国家的忠诚，不是对我的。”

“我希望您不要做出有失偏颇的决定。”谢尔盖说，“您知道的，我在圣诞节前后要回家去。”

安德烈亚斯不为所动：“这不是我能决定的，事实才能决定一切。你祝我查案顺利吧。”

他说得冷漠而公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谢尔盖愈发笃定计划的可行性：安德烈亚斯对他的怀疑逐渐散去，他要做的只是等待、等待，如果他能入侵这位盖世太保头目的生活，也不算浪费了游离在组织之外的时间。

安德烈亚斯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有时对细节过敏，甚至会问一句第二天的菜谱，好让军官餐厅准备，有时则马马虎虎，忘记诸如钥匙在哪、是否吃过午饭等琐事。工作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间，安德烈亚斯仍会在用餐期间放一张唱片，有些是被纳粹当局允许的音乐，有些则不然。他收藏了不少俄国、犹太作曲家的录音，也乐意和谢尔盖分享他的违禁品。谢尔盖大感荒谬，但他并不惊讶：在他的祖国，曾有人抱怨音乐作品的管制太过严格，人们要听西欧作品，要么就在浴室里开着水龙头小声哼唱，要么就搞一份乐谱，通过读谱的方式在头脑里播放。谢尔盖在莫斯科的报纸上看过不少枪决的消息，一夜之间，曾经的同志就成了通敌分子、德国间谍，但他能够怎么办呢，祖国只有一个。他一想到开战以来苏联人遭受的苦难，就无法在痛恨德国人之前先埋怨自己的国家。

人人都知道什么是好音乐，什么是坏音乐，和作曲家的种族、性别、阶级毫无关系。比起最基本的道德的问题，德国人在音乐审美上显示出了更加清醒的头脑。人们常常如此，只关心同自己有关的世界。多少人被冤枉？多少人逃亡他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