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8章

一回事。我没什么可说的！”

谢尔盖从不认为那份名单是他“争取”来的情报，更不认为漂亮脸蛋是间谍工具箱里的一把螺丝刀。在一切结束后，他对上级这样报告：那是一个受到我们的意识形态感召、弃暗投明的人，德国人在纳粹的压迫下也不好过。至于为什么不好过，谢尔盖不敢如实解释，只好撒谎。可等他从单位的格子间走回家，关上房门，答案就完全变了：也许从没有人好好对待过他，把他的心当作一回事，以至于我对他照顾一些、温柔一些，试着理解他的痛苦，他就那么依恋我，为我深深地着迷，这甚至完全改变了他看待世界的眼光。他一想起安德烈亚斯，就无法在那张表格上写字，更没法把他们的相处当做一份引诱的教案写出来。

另一份有关新计划的表格更让他愤怒：让他教学生出卖身体或感情、换取情报，这绝不可能！他们是国家情报官员，是共产主义的战士，斯拉夫人不像英国人和美国人那样爱冒险，政治理想才是他们的利剑，而不是可供交换的利益。在他看来，这简直是自掘坟墓。如果能中止这一切，要是这次违命会给他带来一颗子弹，或者二十年、三十年的苦役，他也心甘情愿。

“哪里没有了规则，哪里就会变成罪恶滋生的地方。”他预感到了什么似的，在课堂上对后辈说。“我们应该怎么看待秘密警察这一回事呢，我想，这种制度是规则的撤销，而非建立。我们不能教任何鼓励犯错、鼓励堕落的方法，这动摇了情报工作的根基……”

为此，他同卢比扬卡的上级大吵了一架。

“我们不应该提倡用这样的手段获取情报，尤其不能依赖这样的手段。”谢尔盖坚持说，“如果我们不把人当作人，不尊重我们的同志，那还怎么进行革命？我们不能堕落到像纳粹德国、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情报机构那样！反正我不做这事！”

他说话的时候情绪激动，等察觉自己发言的不妥之处时，为时已晚。在审判后，有不少人明里暗里地议论，猜测他与安德烈亚斯的关系，以及他与西方情报网的接触有些是无意的调侃，有些则是政治攻击。在联谊会上，有人问起他在德国的私人生活，谢尔盖总挥挥手让他们走开。他以为这件事不会再有下文。可这一次，他惹上的麻烦比口角大得多。

同上级争吵以后，他被勒令休假，写思想报告。他从没有这样生气过。谢尔盖头一次感觉到背叛，那滋味比法西斯主义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担忧：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只要世上还有那么一群人认为法西斯主义是坏的、应当被消灭，它就不那么可怕；可怕的是无法言说的问题他对他的同志们显然抱有更高的期待。

谢尔盖感到胸闷、双手发麻，他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转过走廊，他躲进卫生间，捂住嘴唇，屏住呼吸，晕眩和胃部的不适逐渐缓解了。几分钟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街上，冷风灌进衬衫领子，他才发觉自己忘了戴围巾和帽子，但他说什么也不愿回去：一想到桌面上的那份检讨，他就想要呕吐。

封锁柏林的消息又一次浮现在他的脑海。这个冬天，柏林的居民依靠英国人和美国人空投的物资过活，一旦政治封锁解除，他们会倒向哪里，人人都心知肚明。他想起那位检察官他的儿子死在了柏林战役以后，因为营养不良和破伤风的并发症。他本可以不用死的：他的死不是枪炮炸药的后果，也不是为了战争。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场带有启示性的灾难，它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解释它包含了没有目的和收益的作恶，因此也定义了绝对的正义。为了那个愿景中的定义，一部分苏联人把短缺的物资分发给了柏林居民，宁可自己饿着肚子，还有一些没有受伤的小伙子帮助德国人重建房屋。可美国记者的镜头永远对准那些不守规矩的士兵。

很大一部分苏联年轻人都相信，如果他们那么做了，至少可以把耻辱的钉死在耻辱柱上。只要它永不复活，人类就不会再一次遭此